内地有大量挣扎在生存线上的贫苦乡村，也冒起「家家小楼、户户轿车」的「明星村」，如江苏的华西村、河南的南街村等，其固定资产均在10亿元以上。当中央拉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巨大帷幕时，各地纷纷涌现复制「明星村」的举动。此举引发社会广泛争议，中国9亿农民究竟能否凭借复制「明星村」而迅速富裕起来?多数专家认为：「明星村」不可复制，但其「以工补农」的思路值得借鉴推广。

　被誉为「天下第一村」的江苏省江阴市华西村计划在「十一五」期间，投入2,500万元免费培训全国各地5万名农村「当家人」——村党支部书记。「家家住别墅，户户有轿车，最穷上百万」的华西村生活模式显示出巨大吸引力。

　华西村的宣传资料说，华西村的飞跃主要归功于当家人吴仁宝数十年来带领集体奋斗的结果。因此有人认为，是这些「明星式」的关键人物造就了「明星村」，要复制华西村，首先需要像吴氏这样的强人、能人。因此，从1994年至今，以吴仁宝名字命名的「黄埔军校计划」已培训全国各地2万名乡村干部。

复制华西村效果如何呢？早在几年前，华西村就耗资近亿元在宁夏和黑龙江各建立了一个「省外华西村」，但到目前为止，学习华西并未闯出一条「自主创新」之路。难怪当谈及「明星村」经验时，现任华西村党委书记吴协恩就说：「华西村只有一个」。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宋洪远认为，普通的中国乡村，未必能够通过学习或复製明星村走上良性发展的道路。

生搬硬套 债务雪上霜

　宋洪远特别指出，通过对村落社会史的调查还表明，明星村所特有的资源优势是绝大多数非明星村不能具备的。相对於非明星村而言，明星村具有更深厚的歷史积淀。明星村之所以成名，一般是因为它们在某一时期发展较好，因而具有良好基础。另外，明星村由于其头上的光环，可以获得更多资源，包括政治资源、经济资源等。这些资源可保证明星村在发展中的相对优势。明星村的发展道路，对於大多数乡村而言，是不可复制甚至是不可想像的。

　因此，宋洪远认為，如果普通乡村的贸然以明星村为榜样，照搬硬套，超前发展，过度建设，最后的结果无非是进一步增加乡村债务和农民负担。

　2006年5月，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社会学系的100餘名师生，与江苏省委宣传部研究室、江苏广播电视总台新闻中心组成联合调查组，展开「2006中国新农村调查」。调查表明，「明星村」所特有的资源优势，绝大多数是非明星村所不可能具备的，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明星村」的发展道路是不可复制的。

　而在官方与学术界，关于中国农村发展路径的争论正难分伯仲。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指出，「明星村」应该是农村城市化的榜样，而不是农村建设的榜样。广大以农业为主的落后地区，大部分村庄只有借助国家的力量，才能实现「以工补农」。目前，关於新农村建设的方向，有两种主导意见：第一种认为，建设新农村核心是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提升农民消费水平，提高农民在市场经济中的谈判能力；第二种意见认為，建设新农村核心是文化建设，是重建农民生活方式，恢复农民生活的主体价值。

农地建厂 空间越狭窄

　路径选择上也有争论。党国英认为，村庄发展最终靠两个办法，一是促进劳动力转移，让剩下的农民拥有更多的土地来实现一定程度的规模经营；二是依靠国家城市化和工业化，实现农民兼业，使其主要收入来源逐步以非农收入為主，但这将是一个缓慢过程。

　不过，仍有不少专家担心，在中国几乎要变成「世界工厂」，工业化程度已经较高的时期，进一步把农村大规模转化為工业生產基地是危险的。通过工业化走上城市化的新农村发展路径，其复製推广的空间越来越小。

　国务院研究发展中心农村经济部研究员陈剑波认為，未来新农村建设的重点应在改善教育、合作医疗、卫生等方面。

市场难测 富亦思变

　2005年底，全国钢铁产能过剩1亿吨，令钢铁收入占总收入六至七成的华西村顿感危机袭来；在「距共產主义仅一步之遥」的南街村，当家人王宏斌亦承认「企业效益不容乐观」。曾经在人们印象中「永不沉没」的「明星村」似乎也纷纷驻足反思或悄然转向。

　无庸置疑，「集体经济+能人治村」是「明星村」的重要标志，大多数「明星村」经济的发展，主要得益于像吴仁宝、王宏斌这些「能人」发挥个人才能和魅力，短时间内迅速建立起高工业化、高集体化的组织模式。因此，明星村要永葆青春，首先需要培育强有力的领导班子，由能人治村模式向法治模式过渡。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徐小青研究员、中央农办副局长郭青等专家就指出：「明星村」要在未来发展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进一步提高治理的民主化程度。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甚至大胆建议，像华西、南街这样的村庄应该先行「村改市」试点，因為这些村已有数万人口，如果按城市标准去建设，未来的发展情形会有很大不同。

援助乡村 三股力量

　新农村建设，实质即「反哺」，中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此轮新农村建设，其实质就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援乡村。目前，内地「援助乡村」呈现三种模式。

·城市雨露滋润

　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市以小商品市场闻名世界，而今更以城乡一体化的实践经验倍受中央研究机构注意。

　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将「义乌经验」概括为3点：建立城乡统一要素的市场，财税金融政策向农村倾斜，城市教育文化等领域全力支持农村发展。据悉，2002至2004年期间，义乌财政对「三农」的投入分别为8.4亿元、8.9亿元、12.5亿元，分别占总支出比例25.5%、26.1%、28.6%。「十五」期间，义乌用在兴办农村文化事业上的投资达3.4亿元。

·富豪返乡资助

　与义乌靠政府财政投入不同，在民营经济发达的山西省首富县河津，民企老板返乡捐资，成为不少村庄交通、教育、文化等公益事业发展的原动力。目前，河津县148个行政村中，由民营企业家担任村委会主任或者村党支部书记的至少有30多人。

　山西樊村镇任家窑村以前交通闭塞，人均不到三分水地和半亩石头地，自从山西翼龙焦化集团老板任电民担村委会主任以来，经过几年发展，如今这个村庄已是交通便利，面貌一新。而任电民在其中的个人投资就有70多万元。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对此评述道：「一个新的乡绅阶层正在孕育中。」

·集体经济支撑

　「强有力的村集体财力，是浙江新农村建设很重要的槓桿。」浙江省农村工作办公室副主任顾益康在接受媒体採访时这样表示。

　拿浙江绍兴西鲍村来说，90年代初开办乡镇企业，90年代末将其改制成为完全的民营企业。目前村周围有十家锻压机厂、造纸厂等中小型企业，每年西鲍村的集体收入达120万元。该村总投资100万元的村级公共服务中心，其中村集体就负担80万元，上级拨款仅佔20%。此外，西鲍村还负担村民的12年教育──报销所有村民考上大学前的学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