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西村村民已住进价值300多万元的欧式豪华别墅。

                          孩子们参观华西村的生态农业园。

                      大邱庄村民别墅区的“惊艳”程度也让人咋舌

无论是“中国第一村”华西村、“天下第一庄”大邱庄，还是农民年收入15万的广东南岭村，它们在中国农村改革史上引起的轰动都是不小的，无一例外地被贴上了“明星村”的标签，成为9亿中国农民眼中的天堂。“明星村”的“独门法器”是什么？昔日的“明星村”还能红多久？在改革开放30年这个特殊的年份，记者踏上了“明星村”的土地，去探寻那些带有规律性的奥秘，以期为中国农村改革的走向提供一些启示。

本版撰文/记者杜安娜、肖欢欢

华西拥有很多个第一:第一个电话村、彩电村、空调村、汽车村、别墅村。村民现在已住进了第五代住房——价值300多万元的欧式豪华别墅，家家有汽车，村民资产少的100多万元，多的1000多万元。

华西村:

“中国第一村”还能富多久

“中国第一村”华西村，至今仍是中国农村改革成功的样本之一。从上世纪60年代的一贫如洗，到1999年3500万A股上市，成为全国第一家农村经济综合开发的上市公司，再到现在全村年销售收入突破400亿元，华西村一路狂飙一路歌。在改革开放30年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踏上华西的土地，记者有一种“朝圣”的感觉。

华西村富裕的原因在哪里？有人说答案应该是，集体经济加共同富裕；华西还能富多久？掌权华西村48年的老书记吴仁宝会告诉你:“这个你不用担心，华西还能一直富下去。”

到达华西时，已近黄昏。当周边村民荷锄而归时，从工厂下班回来的华西村民们，开着一辆辆白色小轿车，穿梭在连排别墅中。现在，村民们对这幅风格迥异的“收工图”早已习以为常了。而老华西们告诉记者，40年前，华西曾是这一带最穷的村。现在，华西村的确富了，在全国农村人口平均年收入不到3000元的情况下，华西村民的平均年收入高达4万元。在华西，目睹了集体经济的神奇力量。

三次“叛逆”  不分田不转制搞集体经济

在华西现代化的工业园内，还能看到一座破落的小工厂，上世纪70年代初，正是因为坚持办这个小五金厂，华西差点被割资本主义尾巴。现在看来，它是华西工业的发源地，也引领中国乡镇企业大发展的潮流。当初为了增加集体经济，华西村民在老支书吴仁宝的“怂恿”下偷偷摸摸办起了小五金厂，这个厂每年创利几十万元，收入在中国农村绝对是首屈一指的。但办厂在当时是绝对不允许的，每次领导来，只能赶紧关门，一走机器才轰隆隆响起来。后来露了马脚，他们只好说响应上级精神，“搞两条腿走路”，没想到竟逃过了一劫。此后，华西的集体经济的信念树立起来了，坚持走符合自己的道路也成了华西人的共识。

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普遍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当时社会舆论普遍认为“分田到户，包产到户，一‘分’就行，一‘包’就灵”，谁不“包”、不“分”就是不符合中央精神。然而，那时的华西，集体经济已经有了相当的规模，除了100多万元的固定资产，还有100多万元的现金存款，村民们也已经搬进了村里统一建造的新瓦房。他们又一次面临选择，村里经过热烈的讨论，顶着巨大的压力，坚持不分，华西集体经济幸运地存活了下来。

第三次“叛逆”则在上世纪90年代，企业转制的做法开始风行。华西未来的路怎么走，这是一个关键抉择，“如果选择转制，那么很可能出现一批千万、亿万富翁，但很多可能就两手空空。”吴仁宝说，“华西的每一块砖瓦都是村民们的，我们没有权力‘放’掉。”从年产几十万元的小厂，到如今的每年100亿元的递增，华西为集体经济做了最佳诠释。

两大机遇  “一个会议就赚了一个亿”

吴仁宝表示，适时地抓住了两次大机遇是华西村能有今天的基础。1993年3月1日，邓小平同志发表了南方谈话，当晚，凌晨2时，村里迅速作出了一个决议:动员一切资金，加快发展经济。几天内，他们用筹来的几千万元，购买了上万吨铝锭、钢坯等原材料，投入生产。不久，原材料价格大涨，翻了几番。有人笑称“一个会议就赚了一个亿。”华西的第一桶金就是这样来的。

第二次是2003年8月，中央刚刚提出宏观调控的概念，华西马上作出了“三车”原则，就是新上项目要急刹车、现有企业要开稳车、已经投入的项目要开快车。果然，不到一年的时间，中央宏观调控各项政策陆续出台，由于华西的企业已经及早进行了调整，非但没有受到影响，反而持续保持了高效、健康的发展。当年，全村的销售收入实现高达百亿元。

吴仁宝告诉记者，一花独秀不是春。在华西成为亿元村的时候，临近的村被远远甩在了后面，劳动力纷纷外出打工，华西又开始了新的征程:帮扶周边村落，让他们也富起来。

一个“预言”  华西不相信“富不过三代”

2003年7月5日，掌权华西村48年的老书记吴仁宝退居二线，其子吴协恩接任党委书记。这不免让人产生“世袭”的联想。华西村能否打破“富不过三代”的预言？对此，老书记吴仁宝态度很坚决:“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最终选定要吴协恩来做这个接班人，是华西人的选择。”

“现在社会上有少数地方，叫卖官买官，但我们华西的官也要‘买’的，出钱买的。但这个出钱买是不同的，看哪个人几年下来为集体创造财富最多，这是一条标准。吴协恩在这四年当中，为华西创造了两亿多元财富，他拿得很少。我们华西这十年当中，二把手多了，既有姓赵的，也有姓瞿的，也有姓吴的，最终为什么会选到他呢？我们的标准考核下来是他，大家都没话说。”

从一开始，对华西的争论就没有停止，它的每一步跨越几乎都伴随着大家的口水声。华西走集体经济制度不动摇的决心，不能掩盖潜在的担忧:在共同致富理念下构建的华西村企业产权不明晰，是否会成为将来发展的绊脚石？华西还能富多久？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张晓山教授点评说:“现在的华西村更像是一个大公司。也许他们根本没有必要明确产权，他们只需要明确企业的控制权就行了。”

大邱庄:

“天下第一庄”浴火待重生

30年间，中国人对大邱庄的关注从来没有减弱。大邱庄，注定了在中国的农村改革史上是一个值得铭刻的坐标，还有那至今仍被后人评说的“天下第一庄”庄主禹作敏。

从天津大胡同向西南50公里，记者乘坐的大巴便停留在大邱庄最繁华的黄山路上。而宝马、奔驰等高档轿车不时从宽阔的街道上穿梭。记者的第一印象是，大邱庄不像农村，更像是一座小城。

与黄山路垂直的一条街道则更加热闹。除了酒吧、歌厅外还有几个专供商务人士上网、打印的商务中心。晚上10时之后，这条街道似乎才开始“活”了起来。

大邱庄村民别墅区的“惊艳”程度也让人咋舌。从繁华的黄山路、香港街或泰山路转身，映入记者眼帘的是齐刷刷的别墅群。

2001年大邱庄经济跌至谷底

李运奇谈起的这段日子对关于关注中国农村改革的人来说并不陌生。从1994年开始，受金融风暴的影响，风光无限的大邱庄形势急转直下，经济急剧滑坡。1998年，大邱庄的工业产值由1997年的近120亿元下降到不到70亿元。颓势一发不可收拾。此后几年，大邱庄一直惨淡经营。到2001年，大邱庄的税收已从1997年的近1亿元骤降到3700万元，跌至低谷。当时，很多专家都预言，中国农村的大邱庄时代可能就此落幕，大邱庄可能从此从中国的“亿元村俱乐部”退出了。

但大邱庄还是挺过来了，不过大邱庄人曾经引以为傲的“从摇篮到坟墓”的梦幻式福利却从此打破。大邱庄全面走向了民营路线，房屋作价卖给村民个人，集体的宝马、奔驰由“村民老板”掏钱买下，居民打电话自己埋单……有些村民惊呼，大邱庄“变色”了。

卸下集体包袱大邱庄又活了

不过，卸下沉重集体包袱的大邱庄从2002年开始复苏。如今，大邱庄凡是不种田的村民均可获得每个月800元的补贴，还能享受到农村合作医疗。

说到大邱庄，当然不得不提一个人——原大邱庄党委书记、曾经享誉中国的“天下第一庄庄主”禹作敏。1993年，曾经名声大噪的禹作敏却因触犯法律，被判有期徒刑20年。1999年10月3日，禹作敏在保外就医中病逝。

今天的大邱庄，能否恢复昔日“禹庄主”时代的雄风？历史有待书写。

南岭村:

30万“母鸡”生了十几亿“蛋”

在深圳地图上它并不起眼:面积4.12平方公里，原住民仅800人。但它的经济总收入很“动人”，2006年，社区集体经济总收入2.3亿元，人均纯收入15万元。“南岭村”已被视为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范本。

回顾南岭的发展，两任书记挂在嘴边上一句话就是“只要生蛋的鸡不丢我们就有蛋吃”，他说的“鸡”指的就是集体所有的土地。这也许是南岭30年发展给中国其他农村的经验。

今年3月，刚参加完人大会议赶回深圳的书记张育彪，就给南岭村民们送了四件礼物:村里在建设的300套统建公寓楼，每套150平方米，一人免费送一套；从2008年1月开始，工资全部增加200～300元；第一季度向村民发放2000元物价补贴应对高涨的CPI；从6月开始，组织村民分批出国旅游。“我们要保证每个工作的南岭村民退休前游遍全世界。”

曾是中国最落后的农村

张育彪这番话放在30年前说，肯定会把人笑掉大牙。这里曾是中国最落后的农村，垃圾遍野，污水横流，当地人讥笑为“鸭屎围”（猪圈）。1979年5月6日，南岭出现了100多名青壮年集体逃港事件，当时要离开的人说，就算死了，骨灰也不要吹回来。

上世纪80年代，国家给征地补偿费，南岭村有了平生第一个30万元。一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的村民们，看周边村的把钱分了，他们也动了心。但当时的书记张伟基却建议，如果真的分了，迟早会坐吃山空。还不如把这笔钱当作“母鸡”。

有了第一桶金，南岭村开始了“变形记”。从与内地一家电子厂内联办厂，到合资、独资。该村还贷款300万元，建起了三个工厂区，筑巢引凤。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南岭一口气办了37家合资、独资及内联企业。1998年南岭村集体固定资产从原来的7.5万元到现在的十几亿元。南岭奇迹惊动了两任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总书记、胡锦涛总书记曾多次访问南岭村。

小村富人没有富毛病

第二代书记张育彪和第一代书记张伟基虽为父子，但两人在对待南岭村的问题上从来不含糊，经常把架从办公室吵到家。

退休后的老书记张伟基常常在村子里转，见到随地乱扔的垃圾就捡起来，还弄了个照相机把村里不闻名的行为拍下来，找个时候贴出来曝光。从这个细节，记者大致感受到了，为什么南岭村在富裕之后没有染上富毛病。

张育彪说:南岭村目前实行的是股份合作制度，大家都要从事集体劳动，领取工资，村里没有专业户，没有个体户，也没有外出打工人员。张育彪说，“如果不参加劳动，过年过节的不发奖金，也不能享受全世界旅行的福利”。

另外，全村适龄人员免费进幼儿园、小学、中学，考入大学的每年还有2万元左右奖学金和生活补贴。村里办了夜校，规定40岁以下村民必须参加。现在全村干部和村民，基本上达到初中或高中文化，接近17%的村民是大专以上教育程度，其中有7个学生留学海外。

市民乐言

30年

沙头角居民到香港邻居家看电视

讲述人:江森

职业:省委组织部退休干部

3年前，已80岁高龄的江森还能挂着相机全国各地跑，他说，前半生他在用脚丈量广东农村土地，后半生要完成踏遍全国大好河山的愿望。他是上世纪50年代的南下干部，当年跟随解放军的队伍来到广东，是最早一批基层组织干部。

他从上世纪50年代起，先后在潮州、惠来、汕头、惠州的基层农村任职，1980年来到广州。回忆起30年的变化，现已子孙满堂的他仍激动不已，他说，当年他工作过的地方早已完全找不到农村的踪迹。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下乡最多的农村就是深圳沙头角，几乎每年都会去一次。记得第一次去的时候，深圳桥四周都是农田，到处是又破又烂的泥砖房，连商店都没有。而一路之隔的香港沙头角村子，家家户户都有电视机，很高的天线，门口挂满腊肠。

那时候，沙头角整个镇上只有四台电视机，很多家庭吃完晚饭后，就全家老小一起到对面的香港邻居家看电视。几个下乡的干部也偶尔去那边凑凑热闹。后来，再去的时候，商店、戏院，什么都有了，还有很多莲塘乡的人到对面香港去耕田种地。后来，逐渐有了戏院、小商店。现在的深圳沙头角早已成为深圳市一块风水宝地了，不见当年穷。

当年去一趟深圳，赶得上二万五千里长征，爬山又涉水，他回忆到，仅从广州到番禺，就要摆四五次渡，珠江支流上几乎一个桥都没有，整个广东的大河流都没有一座像样的桥。过了桥还要转几趟车，折腾半天到深圳时，所有人都成了“黄头翁”。

30年，如同历经了几个世纪，现在江森的三个孙子、孙女都在国外念书，也邀请爷爷去外面看看，但这几年，江森身体状况大不如前了，只能留在广州东湖颐养天年了。江森说自己很满足，踏遍了祖国的千山万水，唯一遗憾的是，身体差了，宝岛台湾还没去看看。

改革开放流行词

万元户

你一定想不到，中国第一批万元户出现在农村。有报道说，从1980年开始，深圳渔民村利用特区的经济政策，组建起运输车队、船队，办起了来料加工厂。1981年，渔民村户均收入3.3万多元，成为深圳的第一个“万元户村”。

上世纪80年代中期，这批万元户大体由率先完成了个人承包的个体养殖户、建筑包工头、个体工商户构成，他们在经济起步阶段靠的不是知识或者素质，而是胆量和勤劳。

可以说，那段时间也是中国农民日子过得最风光的时候。当时出现的脑体倒挂，城乡倒挂，还出现了“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然而好景不长，当城市改革大刀阔斧开展以后，百万富翁、亿万富翁涌现，万元户就已不足挂齿，中国的农村改革也逐渐陷入低潮。

现在流行的说法是，十万元户刚起步，百万元户马马虎虎，千万元户才算富。万元户，听起来像穷人。

民工潮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过年回家火车票难买了。在火车上，还能看到一个个背着麻袋，带着新电器，农民打扮的乘客。这些就是外出打工的农民。他们南下北上，东奔西跑，铁路、公路车流如水，交织成一股逾月不退的“春运潮”。

有数据显示，中国每年有1.3亿的农村人口在全国范围内流动，这股大潮堪称世界之最。过去人们总说农村是个大海绵，如今“民工潮”浪打浪地涌出来，拍打着城市的门户。

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了温饱问题后，富余劳动力越来越多。农村一度出现了“送出一人，全家脱贫”的诱人景象，也带动了更多的农民源源不断地走出家乡，进入城市，最终涌动成潮。这种劳动力的自发调节和平衡，既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欠发达地区农村的脱贫步伐，也极大地支援了发达地区的经济建设。当然，民工进城，由于文化的碰撞、生存方式的激变，他们给城镇带去活力的同时，也带去了纷乱和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