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2岁的杨绛母亲很“潮”，自称“宅女”。——宅在家里读报、写作，偶尔也与晚辈谈论“剩男剩女”和“地沟油”，讨论“五四运动”和“人生的价值”。

几十年前婆婆给这个新潮媳妇下的评语就是：“笔杆摇得，锅铲握得，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

婆婆的评语是有根据的，七八十年前当中国的女子们还在“无才便是德”中纠结的时候，母亲已远渡重洋留学英伦，回国后业余写作的话剧曾风靡上海滩；当步入50 岁的女人们开始规划如何颐养天年的时候，母亲却选择在47岁时开始从0学习西班牙语，67岁时出版了中译本《堂吉诃德》，被邓小平选中作为礼物送给来访的西班牙国王，国王以一枚“十字勋章”表达对她的感谢。母亲年近60岁时遭遇“文革”被“革命群众”揪出来剃“阴阳头”，她连夜做个假发套，第二天套在头上照常去菜场买菜。后来下放到干校，8年后她写出名作《干校六记》，胡乔木评价为“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缠绵悱恻，句句真话”。但同时，也被某些人指出是“大学级的反共”。——面对人生各种遭遇，杨绛母亲靠她的智慧和不断更新的“新潮观念”，使自己总是能够气定神闲地淡然处之。

“新潮”母亲培养出来的女儿自强、厚德，敢于承担。女儿生前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1997年因患脊椎癌去世。几年后，女儿的一位学生从香港向北师大捐赠一百万港币，以女儿的名义设立教育基金，以奖励并培养优秀教师。学生称这么做的理由是敬重恩师的品德，回报老师的恩情。学生1972年毕业分配时，由于客观原因被迫大胆提出申请出境，这在那时很容易上纲为叛国罪。学生当时急需200元钱，便悄悄向老师借款，翌日，学生从月工资才62元的老师手里接过那笔不菲的借款时，也从老师的眼神里读到了老师对他处境的深深担忧。学生把这分感动一直珍藏在心里，二十几年后以这样的方式来回应这分感动。而今在北师大的一棵雪松下，埋葬有母亲爱女的部分骨灰，有师生每年清明节来到这棵雪松下拜祭女儿。母亲自豪地称，女儿是她一生最好的作品！

手不离卷、独立思考使杨绛母亲进入晚年后的观念与年龄并不相称，她总是走在时代的潮流之前，总是“新潮”得那么与众不同！

90岁高龄的杨绛母亲，在两年中相继痛失独生女儿和相濡以沫的丈夫。有位拜访者进门见她高龄孤独，一人生活，忍不住嚎啕大哭，她反过来安慰说“要往深处想”：“如果是我走在了女儿和丈夫前面，他们一定受不了！”她认为痛苦的担子由她一人来担是好事。

杨绛母亲把这副“痛苦的担子”担得很好：她完成了爱女的遗愿：写了一本名为《我们仨》的书畅销全国；整理、出版了随丈夫颠沛流离几十年、纸张已发黄甚至破损的几麻袋手稿、笔记。还以全家三人的名义，将数百万元的稿费和版税全部捐给了培养过他们夫妻的母校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奖学金。

现实生活中，她的“新潮”观念与生活方式是那么的格格不入，甚至是背道而驰——至今她仍住在没有装修的二室一厅里，穿着朴素的家常衫，吃着便宜的时令水果蔬菜。

“简朴的生活、高贵的灵魂”是杨绛母亲认定的“人生至高境界”。再过两个月，就是敬爱的杨绛母亲102岁的生日了。在母亲节到来之际，我们特别向她献上最诚挚的祝福和生日问候，感谢她用高贵的人品、卓越的能力塑造出中国母亲的精典形象！作为她的“粉丝读者”，作为新时代的母亲，我们从她身上学会了如何培养孩子自强不息、厚德仁爱；如何去坚守自由的思想、独立的精神。